那年剛讀完韓江的《少年來了》，有段時間一直忘不了一個畫面：那些被命令行刑的學生，扣下扳機之後，回到宿舍繼續睡覺。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想，一個人要怎麼做到這件事。後來看到韓江在諾貝爾獎演說中的一段話：
當這本書終於在2014年春天完成並出版時，我驚訝於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。我不得不花些時間思考，我在寫作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，以及我的讀者向我表達的痛苦，它們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。這種痛苦的背後可能是什麼？是不是我們想把信仰放在人性上，而當這種信仰動搖時，我們感到自己的存在被摧毀了嗎？是不是我們想愛人類，而這就是當這種愛被粉碎時我們所感受到的痛苦嗎？愛會帶來痛苦嗎？一些痛苦是愛的證據嗎？
韓江問了一連串的問題，但沒有回答。這是她聰明的地方。因為痛苦一旦被回答，就不再是痛苦了，變成了一個道理。
我讀《少年來了》的時候，想過一個問題：書裡那些學生的痛苦，是我的痛苦嗎？顯然不是。我沒經歷過光州，沒拿過槍，沒被關在體育館裡等死。但我讀的時候確實感到一種痛苦——不是單純的恐懼，也說不清是同情，是一種更奇怪的東西。是你發現人可以這樣對待人，而那個人可能就是你自己。
韓江在另一部小說《不做告別》裡寫了另一個故事：濟州島四三事件。她用了很長的篇幅，不寫屠殺本身，寫一個女人在暴風雪中尋找屍體。我讀那段的時候想，寫作者到底要花多大的力氣，才能把這樣的痛苦放進文字裡，又不讓它變成控訴。
卡夫卡有一篇很短的小說，《飢餓藝術家》。一個把自己關在籠子裡絕食表演的人，觀眾來看他的痛苦。但他真正的痛苦不是飢餓——是沒有人相信他是真的。卡夫卡寫的其實也是痛苦在敘事中的處境：痛苦被觀看、被消費、被質疑。讀者來看你的小說，某種意義上也是走進那個籠子。
我想韓江問的那個問題——愛會帶來痛苦嗎？——可以換個方式問：小說為什麼要寫痛苦？
如果快樂可以通過一頓飯獲得，那麼痛苦需要被敘述。 一個人的痛苦無法被分擔，但可以被敘述。韓江寫《少年來了》的時候，她不是讓讀者去「體會」學生的痛苦——她讓讀者坐在那間體育館裡，跟那些學生一起，等天亮。這是分享處境，不是感受。但處境比感受更接近痛苦本身。
所以痛苦跟愛的關係可能是反過來的。不是愛帶來了痛苦，而是痛苦讓人回到愛發生的那個地方。韓江的小說裡，那些被極端痛苦擊中的人，沒有一個在復仇。他們在做更奇怪的事：在雪地裡找屍體，在體育館裡等死，在夢裡跟死者說話。這些行為沒有一個能解決問題，但它們回答了「該怎麼辦」。
痛苦在最好的小說裡，不為喚起什麼，只為了讓人留在那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