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田秋成的《雨月物語》裡有一個故事，叫〈青頭巾〉。
山寺裡有一個本來德高望重的住持，從越國帶回一個十二三歲的童子。童子長得太好看，僧侶漸漸荒廢了修行，滿心滿眼都是這個孩子。後來童子病死了。僧侶不火化，不埋葬，把屍體抱在懷裡，臉貼著臉，手握著手，日夜不離。屍體開始腐爛，他就吸那腐肉，舔那骨頭，直到把整個人吃乾淨。然後他變成了鬼。夜裡下山害人，挖墳吃屍。村裡人叫他「山の鬼」。
我第一次讀到這裡的時候，覺得胃裡有什麼東西翻了一下。不是因為噁心——吃屍體的故事我讀過不少，從《十日談》裡那顆被端上桌的心，到現代犯罪小說，應有盡有。讓我翻胃的，是那個畫面：一個僧人，一個以清規戒律為日常的人，抱著一具正在腐爛的少年身體，把臉貼上去。他到底是在吃，還是在親？
這個問題我問了自己很久。後來覺得，問錯了。吃和親本來就不是對立的，至少在這個故事裡不是。僧侶不是因為餓才吃的，他是因為捨不得。捨不得到了一個程度：既然這個世界不讓他留著這個人，他就把這個人變成自己身體的一部分。這是最原始的佔有形式——不是記住，不是寫下來，是吃下去。
後來，快庵禪師行腳至此。村人最初把他誤認作「山の鬼」，主人向他說起山寺裡的怪事。快庵聽後，自己上山，在破敗的寺裡坐了一夜。鬼僧看不見他，在院子裡發狂地跑來跑去，喊著「禿驢躲到哪裡去了」。快庵明明就在原處。第二天一早，鬼僧像酒醒一樣，看見快庵仍坐在那裡，靠在柱子上長長嘆了一口氣。快庵說，你要是餓了，可以吃我的肉。鬼僧說，我這鬼眼，看不見活佛。
快庵把自己的青頭巾摘下，戴在鬼僧頭上，教了他兩句證道歌：「江月照松風吹，永夜清宵何所為。」一年後回來，廟已傾頹，鬼僧枯坐在荒草中，喃喃念著同一句話。快庵用禪杖在他頭上一擊，鬼僧像冰在朝陽下融化一樣，消失了。草叢裡只剩那條青頭巾，和一具白骨。
我第一次讀到「永夜清宵何所為」的時候，想起一個深夜。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醒來，窗外在下雨，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在那裡。沒有開燈，就那樣坐了很久。沒有恐懼，沒有悲傷，沒有思考——只是在問，我在這裡做什麼。不是哲學意義上的追問，是那種很具體的、對著窗外雨聲的、莫名其妙的置身感。
鬼僧念了一年那句詩，念到自己只剩下骨頭。他不是在追問答案。他只是反覆地、機械地，把那個問題含在嘴裡，像含著一塊吞不下去的石頭。快庵禪師那一杖，打碎的不是他的身體，是那塊石頭。
這讓我想到寫作這件事。寫作的人其實就是那個鬼僧——不是因為知道答案才寫，是因為放不下。你被一個畫面、一句話、一種情緒卡住了，你反覆咀嚼它，嚼到自己都瘦了，嚼到周圍的人都說你瘋了。然後有一天，你突然寫出來了：那塊石頭自己碎了。我寫過很多這樣的東西。寫的時候覺得自己找到了什麼重要的東西，第二天醒來一看，全是廢話。反覆發生，反覆發生，我也沒有比較聰明。但那條青頭巾一直在那裡。不是因為我寫得好，是因為有些問題你就是得天天含在嘴裡，含到最後它自己裂開。
鬼僧消失了。草叢裡只剩一條頭巾和一具白骨。
那條青頭巾本來是快庵禪師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