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榮基七月二日在台北馬偕醫院過世。據中央社報導，他於六月三十日送醫，七月一日陷入昏迷，七月二日晚間七點零一分宣告死亡，享壽七十歲。二〇一九年赴台後，他在台灣約七年，二〇二四年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。生命最後階段，他在台灣沒有家人，身邊有在台港人朋友陪伴。一個人在他鄉的醫院裡死於癌症，這種死法本身不攜帶任何政治意味，但你知道他為什麼會在那裡，每一個醫學名詞就都開始變重。
六月的時候他接受過一次中央社訪問，記者問銅鑼灣書店還會不會恢復營業。他說：「身體好就開，身體不好就沒有開。」這句話後來被很多人引用，引用的時候大多帶著一種敬佩的語氣——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面對生死時的平靜，一種不悲不怨的豁達。但我一直在想，這句話被理解的方向可能有問題。一個人賣了三十年書，最後只能說自己身體允不允許開店——這本身已經是一份壓縮到極限的自述。他不說恐懼，不說不甘，不說自己怎麼從香港來到台北、怎麼在書被查扣的時候繼續進書、怎麼在書店附近被潑紅漆之後仍然把書店開起來。他只說身體好不好。這句話把所有不能說的東西都省略了，而省略本身才是重點。
香港在二十世紀扮演過一個很特殊的角色。一九四九年之後，大批文化人從大陸南來，在這裡辦刊物、開書店、繼續寫作；冷戰時期，香港是難民和情報人員的中轉站，也是各種流亡者的臨時終點或中途落腳處；六四之後，又一批人來到香港，把這個城市當作離大陸最近的避難所。這個角色來自殖民歷史和普通法傳統交錯之後偶然留出的縫隙。這條縫隙不完美，短暫，也從來不夠用。但它存在了幾十年。銅鑼灣書店事件在二〇一五年改變了這件事。林榮基和另外四名銅鑼灣書店相關人士先後失蹤，地點分涉中國內地、香港與泰國。林榮基本人後來公開稱，他在羅湖過境至深圳後被中國當局帶走，蒙眼押往寧波，在二十四小時監控下被拘禁數月。一條邊界在權力的意志面前被證明是透明的。那次事件之後，香港那層「在這裡不會有事的」的假設被擊穿了，而且擊穿之後沒有人能假裝它還在。後來的逃犯條例、反送中運動、國安法，都是在這條裂縫上陸續落下的磚石。香港從一個接受流亡者的地方，開始變成製造流亡者的地方。二〇一九年，林榮基成為最早公開因逃犯條例風波赴台、並受到高度關注的香港人之一。他住了一輩子的城市，他回不去了。
這個轉變的背後是一種特定的權力運作方式。把極權想像成坦克和集中營的舊框架已經不夠用了——這個時代更有效的做法是不斷縮小一個人能安全待著的範圍。先從整個香港縮小到「只要避開某些話題」，再縮小到「只要不賣某些書」，然後二〇一五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穿透了最後一個假設：你在銅鑼灣最繁華的街區，邊界不存在，香港的治權保護不了你。安全半徑可以被壓到零。林榮基來到台北。二〇二〇年台北銅鑼灣書店開幕前夕，他在書店附近的咖啡店遭人潑灑紅漆。三名被告後來因共同傷害罪被判刑。重點不在刑期——重點是在台北有人執行這件事。你換了一個城市，換了一套法律制度，換了一張身分證，那個半徑跟著你換了過來。它不需要每次都把人抓回去，有時只需要一桶紅漆，讓你知道你沒有被忘記，你在任何地方都不真正安全。後來他得了癌症。二〇二二年確診第一期肺癌，經手術與化療後一度穩定，後來病情復發；據後續媒體報導，復發者為肺腺癌，部分報導稱癌細胞擴散至心臟。他把書店關了，記者問還會開嗎，他說看身體。身體沒有好。癌症和極權之間沒有醫學上的因果關係，但一個在流亡中生病的人，他去醫院是一個人，回家是一個人，躺進加護病房的時候——家人在海的那一邊。流亡最殘酷的部分從來不是地理上的移動，而是人際網絡的斷裂。你可以重新開店，可以拿新的身分證，但你帶不走那些跟你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的人。林榮基有過伴侶，後來分開了。沒有結婚。他最後躺在馬偕醫院的時候，身邊是朋友，沒有家人。
我一直在想，林榮基這個人最終被怎樣記住。總統發文哀悼了，陸委會發了聲明，社群媒體上有人做圖卡有人寫追思文。這些當然都真誠。但林榮基的故事被裝進「民主鬥士」的框子裡之後，有些東西就滑出去了。他是一個賣書的人。一九九四年在銅鑼灣開了一間書店，進書、擺書、跟客人聊天，做了二十一年。他賣的那些書，在另一個管轄區屬於違禁品——僅僅如此。僅僅因為賣書，他失去了自己的城市、自己的書店、自己最後那點對身體的掌控，死在台北的醫院裡。賣書。他把一間書店從香港搬到台北，在店裡掛起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」的旗幟——香港不能掛的，他在台北掛了。二〇二〇年開幕前夕被潑紅漆，書店仍在數日後開幕。這就是他做的全部事情。銅鑼灣書店香港原店在二〇一五年事件後關閉，台北店在二〇二六年六月因健康惡化暫停營業。至於此後還會不會重開，已無法由他本人回答。一個人死了，兩間書店都關了或停了，一座城市變了，這些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。
我寫到這裡的時候在想另一件事。林榮基的被記住，或許不是因為他比別人更值得——而是因為他的故事足夠完整，完整到可以讓一個更大型的消失變得可以被觸摸。銅鑼灣書店創辦人，公開講過話，被潑過漆，上過新聞，拿過台灣身分證。這些身分的標記構成了一個可以被敘述的輪廓，而大多數被同一個半徑吞噬的人沒有這種輪廓。他們可能只是在臉書上說了幾句話，在遊行隊伍裡站了一個下午，或者什麼都沒做——只是繼續活在那個越來越窄的安全範圍裡，直到某一天安全範圍窄到比自己的身體還小。這些人沒有名字，沒有一間關掉的書店讓人記得，甚至沒有一個日期可以標為「消失的那一天」。所以人們悼念林榮基，悼念的或許不只是他。是透過他，去悼念那個說不清楚的、更大型的消失。他剛好站在一個可以被看見的位置上——一間書店，一個名字，一張在台北街頭被拍下來的照片。人們圍著這些東西聚集，因為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聚集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