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次，在池袋東口一帶的業務超市門口，我看到一個中年男人站在自動門外面。不走。前口袋，後口袋，外套內袋——他翻了三遍。沒有。他看著自動門，門開了，又關了。他沒有進去。
他忘記拿小票了。
那包五公斤的越光米在他腳邊的塑膠籃裡。他付了錢，把米從櫃檯搬到籃子裡，推到門口——然後他發現少了什麼。米在，沉甸甸的，在塑膠籃裡。但少了那張證明他買了米的紙。他站在那裡，知道自己可以走回去要，但他沒有。
門又開了一次。有人推著購物車出來，他往旁邊讓了一步。還是沒進去。他站在那裡，跟自己做一個很小的決定。小到他不好意思承認自己在猶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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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他，我想起村上春樹的《麵包店再襲擊》。
凌晨兩點，一個男人跟新婚妻子同時被一種強烈的飢餓襲醒。妻子說，這是你的咒。十年前，他跟朋友去搶麵包店，老闆說，坐下來聽完華格納，麵包隨你們拿。他們聽了，拿了麵包，走了。他們完成了一場交換，但沒有完成搶劫。那條咒就是從那裡來的。
十年後，凌晨兩點，妻子說你得去把這件事做完。他們開車出門，找不到麵包店。妻子看到麥當勞。男人說麥當勞不是麵包店。妻子說沒有麵包店開門了，就這裡。他們進去，拿散彈槍威脅店員。店員說這樣做總公司會罰他錢——他甚至提議，不然我付錢給你們好了。他們不要錢。他們要完成一場襲擊。
天亮的時候，咒解開了。男人往海裡看，海底火山不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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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到東京的第三年開始收集小紙片。匯款單存根，區役所受理證明，便利商店繳費那一聯，超市小票。在臺灣從來不留這些。在這裡，每次要丟的時候會猶豫——像進電梯前回頭看一下信箱。一個信封，塞得鼓鼓的。
那個男人大概也有一個這樣的信封。跟他印章、保險證明、房屋契約副本放在一起。他是那種會把小票折好收進信封裡的人。但今天——就是今天——他忘記拿了。這件事打亂了整個系統。
他站在門口。現在要面對一個選擇：走回去維持系統的完整。或者，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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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搬家了。荻窪搬到西日暮里。我把那個信封拿出來看了很久，丟掉了。說不上想通了什麼。那天在下雨，不想搬一疊廢紙。
從那天起再也不留小票。走出便利商店的時候揉成一團，投進門口的垃圾桶。動作越來越熟練。但結帳的時候從來不說「不用給我收據」。機器吐了紙，店員撕下來遞過來。不接，他的手會懸在空中，你們之間會出現一個空白。為了不讓那個空白發生，你接了。然後走出門，揉掉，丟掉。
我在想那個空白。為了不讓它發生，我每天接一張馬上要丟的紙。為什麼不在一開始就說「不用了謝謝」——在機器還沒吐紙之前。但我從來沒有在那個時間點說出口。我需要先讓那個空白有機會出現，再避免它。
跟那個站在門口猶豫要不要走回去要小票的男人一樣。我們都需要先讓自己陷入一個需要被完成的局面，才能完成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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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深夜，我躺在床上想到一件事。
如果換我來寫一場打劫，我不會寫麵包店，也不會寫麥當勞。我會寫便利商店。不是戴頭套拿刀那種。你走進去，拿一個籃子，沿著貨架走。麥茶，飯糰，香蕉。全部挑最便宜的。總金額大概一千日圓出頭。你把籃子放上櫃檯，店員刷完條碼抬起頭看著你。你看著他，說：「這是打劫。」
你沒有付錢。收銀機沒有吐出感熱紙。店員的手沒有伸過來。你走出那扇自動門的時候，手裡有麥茶，有飯糰，有香蕉，沒有小票。但這是重點：沒有小票。
你不需要接它，不需要猶豫要不要留，不需要走出門再揉掉它。從源頭就斷了。搶劫本身就是收據。你完成了一次不需要被記錄的交易。
那個男人如果知道有人為了逃避一張小票想了這麼荒謬的計劃，他大概不會同意。但他站在業務超市門口，也不見得同意自己。這不需要誰同意誰。荒謬就是用一個更大的荒謬來解決一個小荒謬——就像搶麥當勞來解十年前搶麵包店的咒。荒謬不會消失，它只是變大，大到你可以站在裡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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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當然沒有去做。便利商店打劫那篇短篇小說，從頭到尾只存在於我的腦袋裡。
第二天我還是走進家裡附近的 7-11，買了一瓶茶和一個飯糰，結帳，接過小票，走出門，揉掉，丟進垃圾桶。做了每天都在做的事。
那個中年男人後來進去了嗎？我不知道。我沒有等到他做決定就走了。我也沒有回頭看。但從那天開始，我每次在結帳的時候都會想到他——想到那隻手懸在半空中的空白，想到那張紙，想到門開了又關，想到有人站在那裡，跟自己說，算了。
那些被我揉掉的小票——我連看都沒看的——上面寫著我做了什麼。沒有人會查。但它們被記錄著。我可以不保留那張紙，但我已經留下痕跡了。另一個版本的我，在收銀機的記憶體裡，一張一張的活著。
至於那個男人，我腦補替他決定了：他在業務超市門口站了很久，最後還是騎車走了。那包米在他腳踏車的籃子裡，他沒回去拿小票。
對，人不應該每次都拿到小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