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等公車。
世田谷通り沿い的這個站牌很小，只有一根細細的站牌柱，時刻表被透明塑膠板壓著，邊緣已經泛白。旁邊是一家ドラッグストア，白得刺眼的日光燈從玻璃門後面溢出來，照亮了柏油路上的一小塊積水。傍晚的空氣裡混著遠處環七的引擎聲和居酒屋開始冒出的油煙味，黏黏的，沾在皮膚上。
雨剛停，天空還陰著。那個男孩大概三歲，穿著黃色的雨衣。他的母親蹲在他面前，膝蓋幾乎貼到地面上，側臉被藥妝店的燈光照出一條柔軟的線。
「緑のバスに乗りたい！」 他的聲音像一把小石子撒進鐵罐裡，清脆到周圍等車的幾個人都忍不住看了一眼。他說的是綠色——不是藍色，不是紅色，不是白色——是綠色，而且他用全身在說。他的雙腳在排水溝蓋上跺著，雨衣的塑膠摩擦聲嘩啦嘩啦的，小小的拳頭握得緊緊的，好像那個「綠色」是他整個人生的全部意義。
母親的聲音很輕，輕到我必須側耳才聽得清楚：「緑のバスじゃ、お家に帰れないよ。」 她沒有不耐煩。沒有提高音量。沒有說「不要吵了」或「下一台就來了」。她用「お家に帰れない」——綠色的公車不能帶我們回家。她沒有否定那台綠色的公車有什麼不好，只是說它的路線不對。
但三歲的小孩不在乎路線。三歲的小孩不在乎能不能回家。 「やだやだ緑緑緑ー！！」 他的跺腳變成了跳躍，雨衣的下擺飛起來又落下，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裡太久的小鳥在拍打翅膀。我站在幾步之外，手插在外套口袋裡，指尖摸到一枚十円玉，冰涼的。我替他緊張。不是因為他吵——是因為我知道母親接下來會怎麼做。通常的劇本是：耐心用罄，聲音開始繃緊，「もう言うこと聞かないと置いてくよ」，所有母親都會背台詞，所有小孩都聽過。
但這位母親沒有。 她沉默了大約五秒鐘。不是那種壓抑怒氣的沉默，不是那種「我在倒數三二一」的沉默。她在思考。我看得出來她在思考，因為她的眼神從孩子的臉上移開，飄向路的盡頭，那條公車路線延伸的方向。
然後她笑了。 不是苦笑，不是妥協的笑。是真的，從眼睛裡面亮起來的那種，嘴角往上走的時候連眉毛都跟著揚起。
「わかった。緑のバスで冒険に行こう。でも冒険は一回だけだよ。」 孩子愣住了。像一隻突然被放開的氣球，因為自由來得太快，反而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飄。他安靜了兩秒鐘，然後用力點了頭，雨帽滑下來蓋住半張臉。
綠色的公車來了。那個站牌本來就停好幾個系統——不是我們等的那條路線，我等的車還沒來，但確實有一台綠色的公車靠站了。車頭的號碼是我沒見過的，方向也是我沒去過的。門開了，冷氣和車內的燈光一起湧出來，那個孩子牽著母親的手，踏了上去。黃色雨衣消失在車門後面。門關上。車開走。
我站在路邊，手還插在口袋裡。十円玉已經被我捏得有了體溫。
我想起我媽。 我媽不會這樣做。我媽是那種會說「不行就是不行」的人，而且她說這句話的時候，語氣裡有一種石頭的質感——不是硬，是穩，穩到你連討價還價的念頭都不會有。花蓮鄉下的媽媽們大概都是這樣的，她們忙著顧田、顧灶、顧雞舍，沒有時間跟你討論公車的顏色。你要是敢在公車站用這種方式吵鬧，巴掌會先到，道理在後面追著跑。
但我突然不確定。我媽那個年代的媽媽們，是真的沒有選擇，還是從來沒有人告訴她們——「可以」也可以是一個答案？
綠色的公車。那個孩子想要的是綠色，不是要去哪裡。三歲的小孩還沒有「目的地」的概念，只有「顏色」。顏色是純粹的慾望，還沒被路線、時間、回家的責任汙染過。而那位母親，她聽懂了。她沒有把孩子對綠色的慾望解釋成搗亂、或者任性、或者「教育上的挑戰」——她把它解釋成一場冒險。一場「只能有一次」的冒險。
我覺得我看到了神。 不是寺廟裡的那種，不是教會裡的那種。是一種在母子關係之間突然降臨的、微小而完整的奇蹟。一個母親在趕著回家的傍晚，選擇了不回家。
後來我常常想起那個畫面。不是因為它多麼戲劇化——說到底，不過是一個小孩在公車站哭了下，媽媽陪他上了一台不該上的車。這種事每天都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，或者從來沒有發生過。我寧可相信是後者。我寧可相信那天傍晚站在世田谷通り的那個女人，在那五秒鐘的沉默裡，做了一個只有她才做得出來的決定。沒有範本，沒有人教她。她知道沒有人會在旁邊拍手，沒有人會給她那台綠色公車的車資補助。她只是覺得綠色值得一次冒險。
而我還在這裡。還在同一條路上，等著我的公車。我的公車永遠是對的顏色、對的路線、對的方向。我沒有坐錯車的勇氣，因為我從小就知道——「不對的車不會帶你回家」。
但有時候我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沒有目送那台綠色的車開走，而是追上去，跳上車，坐在那個穿黃色雨衣的小男孩旁邊，對他說——「我也想知道綠色會帶我去哪裡」，那我現在會在哪裡？
站牌下，又只剩我一個人了。 我等的車遠遠亮著燈，白色的，正確的，無聊的。
